浅谈潮州漆器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民间广泛的情感认同，代代相承的漆艺匠人，使得漆艺在福州获得千年发展而至今不衰。清代，福州漆匠沈绍安恢复创制脱胎漆器及其家族等对潮州漆器脱胎漆器传承创新，推动福州成为中国漆艺重镇。加之福建漆艺术界对人才储备的重视，福建漆艺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中国漆艺向前发展。

唐宋时期 漆艺初兴

福州是当今中国漆艺术的重镇，其漆艺发端于唐代，两宋时期由于官方的倡导和扶持，福州漆艺制作开始形成规模。宋淳熙《三山志》记载，宋景祐三年 (1036)在福州设作院，熙宁元年至熙宁十年 (1068—1077)，拓充为都作院，内设十一作，其中有漆作。这一时期，潮州漆器以雕漆为主，而且雕漆工艺中的基本刀法都已俱全，表明当时福州雕漆已达到较高水平。

福州市博物馆藏有发现于北郊茶园村的南宋端平二年（1235）墓出土的几件潮州漆器，被业内专家誉为国宝，它们分别反映了南宋时期剔红、剔犀、素漆等几种不同的漆器工艺特点。此类雕漆作品基本可以断定为福州当地生产，这一点亦可以由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提到宋代“福犀”即福州地区制作的剔犀潮州漆器来佐证。

福州南宋剔犀三层漆盒

当时福州也开始生产螺钿漆器和漆画屏风，据宋人周密《癸辛杂识》记载：“王棣……初知福州就除福建市舶，其归也，为螺钿桌面，屏风十副，图贾相盛事十项，各系以赞以献之”。凡此种种，标志着宋代福州漆艺步入初兴阶段。而从 1975 年福州仓山南宋黄昇墓出土的漆奁、漆粉盒、漆镜架表明，八百年前的福州漆艺人已经能熟稔地掌握夹纻技艺。此时，漆制器具也已经广泛地融入福州先民的生活中。

元明时期 走向世界

元代，福州剔犀漆器与嘉兴的雕漆、戗金漆器，吉安的螺钿漆器，杭州的戗金漆器以及苏州的雕漆均闻名于世，成为国内重要漆器产地，雕漆产品（包括剔犀）开始流传日本。

剔红盖盒 25×26cm

福建省沈绍安漆艺博物馆藏

明代，随着福州漆器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福州漆艺真正迈开了走向世界的脚步。

郑和七次下西洋前，船队均在福州长乐太平港停泊补给，大量采购福州及周边地区的瓷器、漆器、茶叶等具有福州特色的礼品作为馈赠之物。此时，福州雕漆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有大批漆工东渡日本以制漆谋生。日本《长崎志》记载著名漆匠欧阳云台的雕漆作品曾在日本风行一时，被誉为“云台雕”。明代福州与日本，特别是长崎的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漆艺交流尤盛。

《格古要论》有这样的记述：“福州旧做者，色黄滑地圆花儿者谓福犀，坚且薄亦难得，有云者是也”。福州“旧做”指的是雕漆类的剔犀漆器。明末清初李渔《笠翁一家言全集》记载：“游三山，见所制器皿，无非雕漆——八闽之为雕漆，数百年于兹矣。四方之购此者，亦百千万亿其人矣。”可见当时规模之大并不下今日。

堆朱春丸盖盒 32×15cm

福建省沈绍安漆艺博物馆藏

清代 脱胎漆器创制发展

清代早期，漆艺又出现了一些新品种，尤其是仿洋漆的出现，可视为中日两国漆艺相互交流借鉴的结果。清廷《宫中进单》记载：雍正年间，福州总督高其卓、管理福建海关事务郎中准泰等地方官员屡屡进贡仿洋漆，与其他漆器产地所进贡的器物相比，无论是批次还是数量均属最多。

在文化、学术及市场价值的不断挖掘下，福建漆艺在学术、教育、创作、展示及销售等各个环节上得以相互影响及促进，从而使自身产业架构逐渐完善。并且，大量福建民间企业有意识地围绕漆艺术展开投资及推广工作，这无疑对漆艺术产业未来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令福建漆艺术的持续发展充满无限可能。

岁月悠悠，中国漆艺在数千年发展中虽也历经波折，但如今，它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前发展，展现着积淀深厚文化底蕴的气质和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华田雕刻工艺：主营潮州漆器，红木神龛，红木牌匾，佛像塑造，可订做（漆雕、木雕、脱胎、铜雕、泥雕、表面彩绘、贴金、玻璃钢等）并可为各大寺院、庙堂设计大殿效果图，制作、安装工程。